豪所出租田地，其租额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25%，并且除此以外均不得预收地租或地租以外的任何变相剥削。

    但这一项减租，也因为社会党在四川力量暂时不足的缘故，很难贯彻执行。

    所以这时候熊克武、喻培伦等人都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退押工作上，减租需要大量干部长期进行细致周到的复杂工作，退押则简单许多，不像减租那样需要长期维护才能形成效果，而是属于让土豪劣绅一次性退给农民全部或部分押金，更容易执行起来一些。

    退押工作主要是靠农会进行，虽然四川省的党员数量到1914年年底为止，也只有约一万人，但农会会员的数量却已经高达二百多万人，规模极为庞大。

    要组织这群对马恩主义林淮唐思想一窍不通的农会会员，去做复杂细致的减租分田工作非常困难，但要组织他们去索要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押金，便简单得多。

    只是熊克武提到退押问题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迟疑：“这确实是一个具有伟力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但农会会员都缺乏政治训练，中间出现纰漏的情况实在太多，大邑县那次哗变多少也和这有关。”

    由于受过完善政治训练的合格干部数量很少，由农会会员主导的退押运动不免出现大量的乱子。例如干部打人的虽然很少，但群众打人、吊人或施行其他变相肉刑的不少，有些则是干部允许或授意的；有些地方干部急于求成，想尽早完成退押后转到土改，因而又犯急性病，滋长了命令主义；有些地方反映，底子厚的大地主损伤并不大，而小地主则底子薄，打得较厉害。

    在川西一些地方，还出现部分中小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的情况。

    喻培伦反驳说：“这次退押，大地主拿出东西太少，中农得利很多。因此，有些地区提议把对地主的政策放宽一些，即允许找些题目使大地主拿出更多的东西。又有些地区提议在中农自愿的条件下把富裕中农得到的果实分一部分给贫雇农。

    我看呢，这些意见都有很大问题，对守法的大地主不宜节外生枝，因为这样会使是非不明，政策模糊，容易在政治上引起混乱，而在经济上所得也不会多。至于把富裕中农应得押金分一部分给贫雇农的办法，更属原则错误，这还是想一次就解决贫雇农困难或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思想在作怪。其结果将是在政治上破坏农民的团结，在经济上大大地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贫雇农的困难也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多大的解决。”